宋国既悲剧于它的地理位置，也悲剧于国内贵族势力强大的国情。
若是宋国稍微再小一些，从未阔过，在这乱世早就选择一方大国做了附庸国，一如卫国，至少还能存活下去。
可宋国既不做附庸，又因为特殊的天下之中的地理位置，使得宋国对于各国来说既是一块不能放弃的要地，也是一块烫手的山芋，谁也不敢动。
历史上宋国亡国，那是齐、楚、魏、秦诸国一同合作的结果，国小而不居卑，强大的时候攻楚夺齐侵魏，结果最后被瓜分。
宋国尽是膏腴地，对于泗上墨家而言，就像是齐西南一样：暂时不想要，却又不能允许它被楚魏控制。
现在宋国的命运由不得宋国贵族做主。
宋国现在的局面，是如今天下各国最乱的。
二十年前的那场内乱，民众和墨家利用贵族之间的矛盾，让宋国变成了一个名义的国家和松散的贵族联盟。
司城皇、乐氏、戴氏、萧氏、石氏、华氏……诸多贵族并不希望任何的王权扩张，本身他们就有自己的势力，而且向来有贵族政变的传统。
二十年前墨家守商丘引动宋国动乱的那一次，就是因为司城皇父一族不能够独揽大权，而且受到了其余贵族的嫉恨。
早先就有三姓共政的贵族共和的基础，皇父一族独大之后，本来是有机会学学三家分晋田氏代齐从而一举获取宋国的社稷的，可是二十年前的那场政变适掺和了一脚，使得宋国彻底丧失了集权的可能。
君子院和平民院的分歧、贵族之间被墨家逼着盟誓不再互相攻伐，这都是适当初埋下的炸药，为的就是让宋国不可能统一也不可能集权。
皇父臧已经老去，他的儿子皇父钺翎是如今宋国的询政院令尹，宋公彻底无权，可是皇父钺翎想要集权也是千难万难。
二十年前政变之后，宋国各地各自为政，贵族们在所谓君子院整日扯皮，将一些密谋的事放在了明面上，又有墨家的武力在旁边维系着当初的无相害的盟约，使得皇父钺翎想要集权是不可能的。
靠近泗上那一侧，受到泗上的影响最深，也是最早出现了许多变革的地方。
泗上对于粮食和原材料的需求，都使得当地的小贵族们经营土地大为有利可图，他们放弃了对农夫的人身控制，换来了巨额的财富，同样也失去了在贵族内部的权力基础——被束缚在封地上的农夫，是他们的武力基础，没有武力基础的贵族没有发言权。
工商业更为发达的陶丘等地，则根本就是属于工商业者自治，名义上归属于皇父一族的封地，实际上每年缴纳足够的税赋就行，皇父一族的手也根本伸不过去。
其余地方，乐氏、萧氏、戴氏等贵族继续艰难地维系着自己在封地上的统治，以保证他们的军事力量，不敢放任农民逃亡别地。
一些贵族做了一些适当的变革，比如将土地授予民众，换取民众的忠诚，但实际上……却很难。
粮价日低，大量的贵金属流入泗上，泗上的手工业品向外倾销，种植技术的跨越式提升，都让那些做了适当变革的贵族苦不堪言。
按照规矩收什一税，按照二十年前的数额，贵族要被饿死，根本难以维系如今的生活。
提升税率，授田于民的那点恩德就立刻被遗忘，旁边就是做对比的泗上，农夫心怀不满。
看着靠近泗上的那些小贵族放弃了对农夫的人身控制，囤积土地经营而赚的盆满钵溢，这些有野心的贵族也只能眼馋：有钱就意味着没人，没人就意味着在贵族内部没有地位和权力。
什么都要钱。
军火、丝绸、棉布、铁器、奢侈品……
粮食价格太低。
什一税收的都是实物税，缴纳上去，立刻被墨家这边收割一波，每年多收了三五斗的时候粮价都会暴跌，各种军火和手工业品全都需要钱去买，钱又只能把粮食卖给墨家去换，定价权都在泗上，老的正统贵族们一个个穷的苦不堪言。
把持着自己的封邑封地，却根本没有管理的基础，只能选择将专营权卖给一些寻租权力的商人，用权力保障这些商人的专卖，又从商人那里获得足够的租金，可最后苦的还是当地民众。
一些在泗上和宋国的商人眼看着自己的货物不能够卖到整个宋国，许多封邑自成体系，自己的货物卖不进去而被当地依附贵族的商人垄断，心中难免愤恨。
商人恨、农夫怨，手工业者本身又和墨家关系密切，小市民热忱而又狂热，对于人人平等尚贤非攻的理念有一种特殊的认同，这些封地内部已经够乱了，可外部还有人在虎视眈眈。
皇父一族始终想要收拢各个封地的权力，可是当初适在宋国搞政变的时候，就没想着宋国好。
弄出的君子院，一群贵族之间互相制约，想要集权？投票保准反对。
想要武力集权？墨家二十年前参与的无相害的会盟又逼得皇父一族不敢动手。
越发有钱的商人、变为经营农场主的小贵族、手工业者和商丘的自耕农，受到墨家那些平等道义的蛊惑，心中更为不满。
当年弄出的庶民院只有请愿权，这是国人本就有的权力，原本的小司徒就是管这个的，凡迁都、立君、结盟，都是需要得到国人认可的，这是春秋传统，庶民院也不过是将这种权力延续了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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