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丘是两次弭兵会的签约地，也是二十年前不成功的第三次弭兵会的发起地，而适又是墨家的巨子，在这种场合下说弭兵按照常理来说那肯定是合适的。
但论及具体，墨家的大军还在宋国驻扎尚未撤出、宋国的局面亲墨已成定局、郑国生死未卜的情况下说这些，就有点别的味道。
适肯定知道诸侯不会同意，那么这时候大声疾呼，就是要让天下舆论支持墨家。
就像是现在魏韩楚会盟，又遮遮掩掩地不敢提“反墨同盟”和皇父钺翎所做的反墨檄文，只敢说“为了维护中原和平”之类的套话，到时候国内征兵加税却说是因为墨家在中原扩张之类的话，那这个屎盆子适是绝对不接受的。
既然不敢直接提反墨、反平等、反利民、反解民三困、反天下富庶、反兼爱，那么适自然不会错过这个机会借机反击。
你既说是为了中原和平，好啊，我不但要中原和平，我还要主张天下弭兵呢，你们不放开关税那就是不让民众得利；你们不减少军队那就是在准备战争；你们修筑堡垒那就是违背和平……
反动无胆、非攻无量，这就是现在诸侯面临的症结所在。
一个满脑子天下一统才是对诸夏九州最有利的人，当着万民的面喊出了非攻和平，那就是在把球踢回给各国诸侯。
随后适又讲起了诸夏的共同祖先——这个泗上墨家这几年一直在传播的学说——然后讲起了非攻弭兵之后各国的利益、民众的利益、以及将来可以建立一个为天下带来真正和平的“国联”的梦想。
实际上他对这个梦想一点不感兴趣，真要是做成了只怕他要成为历史的罪人。
但此时并不妨碍他大声疾呼，并很微妙的拿了郑国作为例子，说比如国联真的成立了，那么像是郑国这样的小国要是遭到了侵略，那么国联的其余成员就应该站出来诛不义而助弱。
听起来颇有一点“重塑礼乐”的意思，只不过这礼和乐当然不是原来的礼和乐，因为适还要为墨家出兵泗上找一个符合将来礼乐的理由：利民，民之所愿。
最后，适还说，墨家已经派遣了使者前往魏、楚、韩、秦、齐等诸国，要继承先辈们在商丘城下签订弭兵和约的遗志，邀请各国前来参加，共商大事云云。
五年前菏泽会盟，适绝口不提非攻弭兵之类的说法，因为那是彼时彼刻。
而此时此刻，却也因为五年前菏泽会盟、一百五十年前的弭兵会、二百五十年内的葵丘会奠定了足够的人道主义的基础。
五年前菏泽会盟，借用了二百五十年前葵丘会盟不准挖掘黄河的道义，延伸到不准屠城、不准杀俘之类的条约，似乎在道义上已经多少有了那么点可能形成国联的基础。
但现实里，适很明白，这一次弭兵会的呼吁，仍旧会和十余年前第三次弭兵会的呼吁一样，成为泡影。
适要借此机会，将郑国问题化为墨家获得天下舆论支持、获得楚王希望加入国联保持郑国这个缓冲国的支持。
弭兵的鬼话，适不是在说给诸侯听，而是在说给天下的百姓听，继续为墨家争取时间和民心。
对于楚国而言，宋和郑，都是楚国的缓冲国。
但对墨家而言，宋是，郑不是。
所以当宋国的局面已然不能扭转的情况下，墨家如果保郑独立那是“大义”；而楚国保郑独立那是为了“己利”，郑国的事楚国要比墨家上心的多。
这一次关于弭兵的呼吁，还是和十余年前那次一样，楚国会想要加入而魏韩会极力否决。
只不过十余年前那一次，那是为了让墨家上下彻底放弃“诸侯弭兵”的幻想，准备斗争。
而这一次，则是在为墨家争取适预想估计的“五年”大乱时间：包括秦臣老君老必须发动的西河夺回战和楚国的变法反噬政变。
天下大乱已经不可避免，除了一场将整个诸夏都卷入的战争已然没有别的形式，春秋时代的灭国存祀一日车战的时代已经过去，一场跨越万里纵横数国天下皆苦的大乱不是一个幻想的“国联”可以解决的。
既然心里知道这是不可能的幻想，那么要让天下人相信墨家真的为这个幻想而思考过，适便不得不说的十分诱惑。
譬如建议各国削减军队，按照国力大小拥有配额的军队，不能超过条约规定数量以维持平衡。
譬如建议各国在关税上统一，使得往来各国的商人商贩在魏国交了税就不必在楚国缴税，这样就能便利于民，使得泗上的手工业品可以使天下人都用得起。
譬如建议各国变革土地制度，允许各国的民众自由往来迁徙，将各国贫困者组织起来开垦南海、淮北等大量的土地，使得天下民众不再有饥寒之忧。
譬如建议各国成立联合在一起的治水官，主持九州内的治水工作，所需费用由各国按照土地人口平摊。
譬如建议各国成立联合在一起的联军，主要负责那些落后野蛮的周边部族对于诸夏的先进于周边的生产关系的袭扰和反动。
种种这些，听起来十分美好，民众十分喜欢，处处为民众着想，但说的越好越不可能被贵族接受。
尤其是关税、土地制度、治水、条约三军种种这些，这是贵族和君主维系统治的基础，怎么可能会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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